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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为了讲述》

[哥]加西亚•马尔克斯 32个笔记

第三章 一

◆ 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谁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袭。

◆ 关于那段坎坷的恋情，父母单独或一起说过无数次，让年轻时代的我惊讶不已，二十七岁的我创作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时，早已对其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但我依然觉得，如何下笔，仍需学习。他们俩擅长讲故事，回忆起那段甜蜜的爱情，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年过半百的我决定将它写进《霍乱时期的爱情》，真假虚实，难以分辨。

第四章 二

◆ 但对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它们在生命中的意义，我并不确定。

◆ 或者如里尔克所言：“如果您觉得不写也能活，那就别写。”

◆ 我们互相并不以你相称。哥伦比亚的习俗怪得很，初次见面用“你”，彼此信任后倒用“您”，夫妻间也是如此。

◆ 我没有气馁。陪妈妈回卡塔卡的旅行、与堂拉蒙·宾耶斯的历史性对话、和“巴兰基亚文学小组”的深情厚谊，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我受益终生。此后，我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打字机敲出来的，个中艰辛，他人殊难想象。在出版了四本稿酬微薄的书后，我在年过四十时才盼来了能使我真正地靠卖文为生的头几笔版税。此前，我的生活中充满了陷阱、推诿、幻想，更要竭力避开无数的诱惑：似乎我干哪行都行，就是当不了作家。

第五章 三

◆ 他允许我把校图书馆的书带回家，其中的《金银岛》和《基督山伯爵》成了我坎坷岁月中的精神食粮。我如饥似渴地读，想知道下一行发生了什么，又不想知道，生怕精彩戛然而止。读完《一千零一夜》和这两本书之后，我永远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百读不厌的书才值得去读。

◆ 课堂上，我明目张胆地把书放在膝盖上读，没挨过批，只能说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缘故。无法靠朗朗上口的打油诗逃掉的，唯有每天早上七点的弥撒。除了创作“胡言乱语”系列，我还在合唱团当领唱、画讽刺漫画、在隆重场合朗诵诗歌，还做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谁都不明白我哪儿来的时间学习，原因很简单：我不学习。 我不务正业，忙得很欢。奇怪的是，关注我的老师从不关注我糟糕的拼写。妈妈不同，我的信，她会藏几封吊爸爸胃口，其余的修改好后再寄还给我。有时，她会表扬我语法有长进，用词得当。只可惜两年过去了，成效甚微，拼写问题遗留至今。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字母不发音，有时两个字母发一个音，还有那么多没用的规则。

◆ 今天，我敢说，我想变回孩子的唯一理由是想重新享受那段旅程。之后，我念了四年中学加两年大学，那段路来回走了若干次，关于人生这门课，每次走这段路都比在学校学得多、学得好。

◆ 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堂，我们和沿途城镇的接触短暂而又难忘，许多人的命运和这些城镇的命运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有名的医学系学生作为一个婚礼舞会上的不速之客，未经允许，邀请最美的女人跳舞，被其夫开枪打死。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在贝里奥港娶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姑娘为妻，生了九个孩子，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我们在苏克雷的朋友何塞·帕伦西亚在特内里费鼓手大赛中赢了一头奶牛，就地出售，赚了五十比索。这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在石油之都巴兰卡韦梅哈广阔的红灯区，我们意外发现安赫尔·卡西·帕伦西亚在一家妓院的乐队里唱歌。他是何塞·帕伦西亚的堂兄，一年前在苏克雷销声匿迹，音讯全无。乐队喧闹欢腾，直到天明。

◆ 是那本《双重人格》。我懵了，都没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把书放进大衣口袋，顶着傍晚的寒风走出车站。我精疲力竭，把箱子放在站台上，坐在上面喘气。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站在海拔两千四百米的地方，寒风凛冽，呼吸困难，细雨裹着烟垢，只看得到冰冷阴森的街角。

第六章 四

◆ 这里住着爸爸的亲戚托雷斯·甘博亚一家，我原本认识，只是见他们披着毯子吃晚饭，总觉得陌生。印象最深的是我钻进被窝后吓得大叫，床又湿又冷。他们说这儿天气怪，刚开始不习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我默默地哭了好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 我不知道被关在国立男子中学期间，所学究竟为何物。不过，和同学们相处的四年培养了我对国家的全局观：我们彼此迥异，各有所长，合起来，便是国家。如此感悟，让我永生难忘。也许，这就是教育部所言政府出资加强地区间流动的目的。人到中年，有次飞越大西洋，我应邀走进驾驶舱。机长开口，问我是哪里人。我一听就明白了： “您是索加莫索人。我跟您一样，也来自加勒比海岸。” 机长的说话方式、表情、声音和我在国立男子中学四年级时的同桌马科·菲德尔·布里亚一模一样。正是这种突然闪现的直觉指引我在那个无法预知的社会的种种沼泽中前行，即使没有指南针，即使逆着风。也许，它也是我作家生涯中的万能钥匙。

◆ 我忘不了米内尔瓦出版社的乡村文集，那是由堂丹尼尔·桑普·奥尔特加资助，由教育部分发至各个中小学的，共一百本，不论好坏，将迄今为止哥伦比亚人写的书一网打尽。我打算从第一本开始读，能读多少读多少。直到今天，依然让我感到战栗的是，中学最后两年，我几乎实现了这个目标。至于对今后的人生是否有益，我却不敢妄下定论。

第七章 五

◆ 那本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读得断断续续，磕磕绊绊，直到耐心耗尽，难以为继。如此断言，为时过早。多年以后，当我不再心浮气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细研读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真诚的内心世界，还在语言运用、时态安排、结构处理等文学技巧上受益匪浅。

◆ 多年后，曾经在场的一位自由党领导人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总统不动声色，身后火光熊熊，将他的脑袋映成铂金色。透过总统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天在燃烧，废墟里的残火一直蔓延到世界尽头。

◆ 十一年后，我认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记者，去报道他胜利解放哈瓦那。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历经磨难，历久弥新。在我们海阔天空的长谈中，四月九日常在嘴边，他认为那是他成长中的重要时刻之一。

第八章 六

◆ 这时，我很可能会想起第一回出行途中被同学扔进马格莱纳河的铺盖卷，或是在国立男子中学念书头几年被我气急败坏地哭着拖过半个国家的那口棺材大小的箱子，中学毕业后我把它踹下了安第斯山悬崖。我总觉得，在那么沉的行李中——真不该那么沉——装着另一个人命运的什么东西。过了这么多年，我的想法依然没变。

◆ 突然，我明白了爸爸反复念叨、我们一直不信的那句话所表达的东西，他说，深夜在寂静的墓地里拉小提琴，感觉爱的华尔兹舞曲可以传遍整个加勒比。

◆ 于是，我在卡塔赫纳幸福的第一夜，住的是六人牢房，睡在一张散发着汗馊味的席子上。

◆ 共二十三本书，全是西班牙语版当代名家名作，而选书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先读，再学着写。有刚刚面世的译本：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五十年后，我已回忆不出完整的书单，而知情的那三位毕生挚友人已不在。其中只有两本是我读过的：伍尔夫女士的《达洛维夫人》和阿道司·赫胥黎的《旋律的配合》。印象最深的是福克纳的《村子》《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野棕榈》。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好像还有他的另外一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罗伯特·内森的《珍妮的画像》和欧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隔了半个世纪，有些书名我忘了，至少有一本海明威的，好像是短篇小说集，在他的作品中，巴兰基亚那三位最爱的就是那本；一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无疑也是短篇小说集。好像还有一本是不同凡响的乌拉圭短篇小说家菲利斯伯特·埃尔南德斯的，他刚被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发掘出来。接下来几个月，我把这些书通读了一遍，有些读得很仔细，有些则不然。就这样，我终于走出了文学创作的瓶颈。

第九章 七

◆ 我躲在僻静角落，十小时不间断地写作，不间断地抽劣质香烟，把自己笼罩在烟雾中，不跟任何人交流，内心孤独得无法自拔。我写得飞快，常常写到天明，写在条状的新闻纸上，装进皮文件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 梦想中鸿篇史诗的摹本就是我的家族，但它不是主角，也非任何单一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束手无策的旁观者和一切的受害者。旅行归来，我旋即动笔。无中生有、虚构杜撰已无用处，原封不动地保留在老宅里、不知不觉间牵动的情感才弥足珍贵。自从我在镇子滚烫的沙土地上迈出第一步，就发现我耗时耗力，寻求所谓的正道去讲述那片令我魂牵梦萦、已是一片荒芜的人间天堂，走上的却是迷途。《纪事》周刊即将面世，筹备工作并不妨碍写作，相反，还可以缓解我的迫切之情。

◆ 妈妈的立场依旧坚定。我怎么劝，她都不松口。卡耶塔诺遇害三十年后，她亲自打电话到巴塞罗那，告诉我被害人的母亲胡列塔·齐蒙托去世了，说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丧子之痛。妈妈已经仁至义尽，再也没有理由阻止我写这篇报道了。 “妈妈只求你一件事。”她说，“好好写，当他是我儿子。” 小说名叫“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两年后出版。妈妈没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写进书里也不会好。”这句话被我当成另一条至理名言，珍藏在个人博物馆中。

◆ 更让我心花怒放的是，经过这么多坎坷和争执，我总算有了时间和空间去完成我的小说。

◆ 我没顾得上说声谢谢就急忙坐回去，又写了两篇，兴奋异常，感到地球确确实实是绕着太阳转的。

◆ 想闭关不出，先在普通稿纸上誊一遍，再改一遍。誊出来一看，比预期多出四十页，开始没在意，但很快就觉出问题大了：我在精确性上是个完美主义者，预估过篇幅，具体到每章多少页，全书共多少页。哪个数字不符，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重新通盘考虑，甚至一处打字错误都会扰乱我的创作。我原本以为，这种绝对化的方法是源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现在知道了，这分明就是病。

◆ 最糟的是，写作到了这个阶段，谁也帮不了我，因为裂缝不在文本里，而在我心里，只有我能看见，只有我能感觉到。

◆ 在好友的祝福声中，我感觉已经准备好去生吞剩下的七十三年，迎接我人生中第一个百年的到来。

第一十章 八

◆ 几小时后，坐在前往巴兰基亚机场的出租车上，窗外忘恩负义的天空比世上任何地方的天空都更明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位于“七月二十日”大道。回顾近五年来的生活，我灵光一闪，往梅塞德斯·巴尔恰的家望去。她就在那儿，像大门前的一尊雕像，身材曼妙，遥不可及，穿着当年流行的金边绿裙，头发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沉静如海，仿佛在等一个不会到来的人。我在心里忍不住大叫：在这个七月的星期四，时间还这么早，我却要永远地失去她了！我差点儿让出租车停下，去跟她道别。可是，结果难料，我又执着向前，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